（1）
所有关于体育禁药的案件都可能引发剧烈的争论，除了涉及机构、国家的争夺。就是来自饭圈的讨伐，而这样的争论往往完全脱离于对体育禁药、体育司法以及世界体育反禁药运动的基本了解，每个人自己去构建一套认知系统然后展开论战。
辛纳的禁药案件，完全吻合笔者过去介绍世界反禁药运动的文章中提到的一些现象，例如网球是一个药物重灾项目，国际网联为了保护品牌形象，在合规方面始终和WADA（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打太极。
另一个现象则是老药新用。这是WADA成立以后取得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因为随着更多的药物被纳入禁药名单，很多作弊者无法指望新开发的药物品种可以满足其需求，转而试图从老药的用法上取得突破，尤其是对代谢时间的控制。尽管作弊者在手段上往往会领先于检测者，但对于WADA仍然是利好，大家在同一个赛道，检测者也可以开发出更精确的检测办法。
这就是辛纳中招的合成代谢类固醇氯替博尔的故事。一款经典的老式禁药，因为特殊原因，它在意大利体育界被滥用，意大利体育反禁药机构也为这款药物检测的技术提升做出了贡献，在意大利多个重要体育项目有人中招以后，终于轮到该国体育当今男一号。
（2）
氯替博尔原产地是东德，被东德运动员广泛使用。
和很多人可能的想象不一样，氯替博尔在冷战时期的蔓延绝不仅限于苏东阵营，西德体育是重灾区。1987年4月因为器官衰竭去世的七项全能著名运动员比吉特·德雷塞尔（Birgit Dressel），是尸检中被查出有101种药物残留，包括氯替博尔。
给德雷塞尔提供多种类固醇的是一位名叫阿尔明·克隆佩尔的医生。根据2015年德国国内揭秘的文件，克隆佩尔还在1970-1980年代向德甲球队斯图加特和弗赖堡提供类固醇。这个揭秘让时任德国国家队主帅勒夫非常尴尬，因为他当时就在这两支球队效力过。勒夫解释说，那时候他不到20岁，对医生信任又尊重，不可能要求把医生给的东西送去实验室检测。
比吉特·德雷塞尔
（3）
反禁药运动中，一直存在一个争议很大的领域：药物的有效性。
举例说，当年让莎拉波娃中招的东欧神药米曲肼，直到现在也没有医学专家找出它的促进运动员提高竞技成绩的药理。仅仅是WADA通过监测，发现了这种药物在东欧运动员体内的广泛异常存在，而且后来在世界其它地区的运动员中间蔓延，于是将其纳入禁药清单。
类似米曲肼的药物并不少，但这是WADA能够使用就是直接封禁这种笨办法。原因很简单——作弊者其实也不会在意药理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两点：一是摄入以后确实对提高成绩有效，不管是增加力量、耐力还是帮助恢复；二是很难被查出。
关于氯替博尔等类固醇药物，如果是通过皮肤摄入，到底对体育运动能够产生多大的帮助？这也是目前为止医学界没有定论的，有人认为必须大剂量摄入才有用，所以也有人拿辛纳被查出“剂量小不可能影响成绩”为由给意大利网球手辩护。
但事实又是，作弊者非常热衷在皮肤上涂抹类固醇类药物凝胶的办法。在著名的耐克俄勒冈计划大型窝案中，该项目负责人阿尔贝托·萨拉萨尔曾与耐克首席执行官马克·帕克交换过一封电子邮件，萨拉萨尔说他打算安排一项实验，以确定在运动员到底可以涂抹多少睾酮凝胶才会被查出阳性。萨拉萨尔甚至拿自己儿子做过试验。
邮件涉及的秘密也不是首创，更早以前美国著名的湾区实验室窝案，项目负责人孔蒂曾对联邦调查局供认，他曾向诸多运动员提供过睾酮凝胶。凝胶涂抹在皮肤上有利于运动员增强肌肉，孔蒂算是世界上最早研究精准掌握代谢时间的药物专家，他的运动员大都在药检中安然无恙。
在睾酮检测手段越来越先进的情况下，有没有人找到睾酮凝胶的替代品？葡萄牙著名体育药物专家、该国反兴奋剂机构前负责人路易斯·霍尔塔曾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驻巴西反禁药机构顾问期间，发现了一些巴西运动员禁药案例。线索直指氯替博尔药膏，他怀疑一些医生也参与进了这种用药策略。
（4）
世界反禁药运动里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药物的使用地区化变得显著。这是因为不少药物的生产和销售不是在所有国家都有。
举例说，米曲肼就在西欧或者北美的药方里找不到，而跨国运输往往会留下痕迹。像在土耳其可以很方便地买到臭名昭著的EPO，意大利前竞走运动员斯瓦泽在EPO检测阳性后的官司中就无法解释他的土耳其之旅实际目的。
在过去十年里，氯替博尔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意大利体育界的“国药”。因为很多国家都不生产这种药了，但在意大利，含有这种药的软膏和喷剂以非处方药形式出售，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买到，不必在购买时出示个人信息。在2019年至2023年间，38名意大利运动员被查出氯替博尔阳性，占WADA数据库同一种药物通报案例的一半以上。
这种药中招的意大利运动员来自足球、篮球、网球、排球等多个主流项目，包括意甲足球运动员、意甲篮球运动员、意大利沙排国手、意大利网球顶级运动员。在辛纳之前一共有四名网球运动员检测阳性。
（5）
在WADA成立以后，意大利反兴奋剂机构一直是被认为在合规努力方面表现不错。很多的案例被查出，恰恰得益于罗马实验室对这种药物检测在敏感度方面的技术提升。
于此同时，罗马实验室进行的另一项实验又证明，氯替博尔是一种具备高传播性的药物，可以通过身体接触发生异体传播。
运动员在使用一项违禁药物之前，团队都会进行风险评估，包括万一被查出阳性时的自辩路径。氯替博尔的泛滥既和容易购买有关，也和后一项实验可以提供说辞有关。科学结论是中立的，但双方都可以拿来运用。2016年，意大利两名著名运动员托特（沙排）和卡普托（帆船）因为氯替博尔阳性直接失去里约奥运资格，但在2020年实验报告公布以后，这个药物阳性脱罪的运动员数量在增多。
近年被查出氯替博尔阳性的意大利（含外籍在意）运动员提供的版本可谓千奇百怪，但都会围绕一个点，就是自己在不知情的背景下从他人身体摄入了这种药物。例如有人说是抚摸了一条狗，而狗主人之前给宠物喷过含氯替博尔的喷剂；有人说女朋友切菜不小心伤了手指，使用了含氯替博尔的药膏，然后两人又发生了亲密关系，所以被传染了；还有人说自己膝盖受伤，父亲傻不拉叽地直接给喷了喷雾。
和过去一些年不少运动员跑去土耳其购买和使用EPO一样，也有外国人闻风而动，来意大利打卡氯替博尔。最著名的是挪威滑雪运动员特雷莎·约海于格（Theresa Yohaug），她被检测出阳性的时候，声称在意大利训练期间使用Trofodermin药膏治疗晒伤。滑联的“独立法庭”认为这位世界顶级滑雪运动员确实没有注意到药膏盒子上的红色警告标志“Doping”，她被允许参加 2022 年北京奥运会并赢得3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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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替博尔滥用引发的相关问题老早就在意大利国内引发过争论。例如意甲前贝内文托队长卢乔尼因为这款“国药”被罚一年禁赛，而亚特兰大球员帕罗米诺又通过证明自己“非自愿摄入”，获得免罚。帕罗米诺的情况很特别，意大利反禁药机构检察官不满反禁药法庭的判罚，上诉到了洛桑国际体育仲裁法院，但最后洛桑仍然维持了原判。
当某种药物在一个国家蔓延到这样的程度，而且足蓝排网等主流体育项目里的顶级赛事运动员都有中招，绝对不是偶然现象的堆积，任何有常识的人都能明白这一点。围绕氯替博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运动员及其团队成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忽略了药膏盒子上非常显著的“体育禁药”红色标识。
大多数案子其实都是围绕“你知道不知道”“你看到没看到”这个问题。要想证明“无意摄入”，最好的路径就是自己完全不知道，而身边人（狗）忽略了标识。
辛纳的自辩路径不可能不引发公众舆论质疑的地方在于：一个如此顶尖的运动员，整个团队对于他的个人世界时时刻刻处于关注到细节的状态，为这样的运动员服务的理疗师，绝无可能不接受足够的反禁药培训和知识更新。团队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把此类可能造成污染的事物隔绝在辛纳的个人世界之外。在这样的情况仍然忽略了药膏封皮上直接撞入眼球的“体育禁药”标识，然后去接触每一块皮肤都是黄金的网球运动员，这是不可理喻的。
（7）
任何一个职业世界都有其不堪的一面。我作为中国对体育禁药问题研究和了解最深入的记者，每到奥运会、重大禁药案例等场合，必不可少会给读者提供一些别处看不到的内幕和解读。在下一个重要案例或者判决出现之前，这可能是我近期关于禁药的唯一一篇文章。
我认为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值得提醒读者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些内幕和解读能够出现，其实要感谢的是最近20多年WADA在全世界范围内合规工作的越发深入。WADA总是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所有人都容易认为WADA在针对自己，以至于也容易跟着美国、俄罗斯等国媒体去否定中国人在WADA的工作中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及中国体育所取得的认可。
体育禁药话题，可以让任何一个有洁癖的读者感到难堪，也可能让追星族失去理智。但我们今天能够了解职业体育更多的秘密，恰恰是过去的人了解得太少，或者没有WADA这样的机制去把问题逼出来。人到底是停留在完全被蒙骗的情况下更好，还是更接近事实真相更好，我认为是后者。
对于体育迷来说，最重要的是明白自己喜欢的是体育本身，而不是认为某个职业明星即是一种体育的化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