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号标题：中国的乒乓球世界无敌 但举国体制为何玩不转中国足球？
世乒赛结束，中国乒乓球队4金1银5.5铜，丢了男双金牌，未能实现大包揽。
但对于世界乒坛，中国巨无霸一样的地位，从未被动摇过。
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国乒对金牌大包圆不是新闻，丢金才是新闻。
之所以说“丢”，是因为早把乒乓金牌看作囊中之物，拿了是正常发挥，不拿才会引发舆论波澜。
这种独霸天下的强大，刘国梁曾发微博谈到中国乒乓人口基石的影响：“全国的专业选手2000人+业余体校30000人；全国参与乒乓球一周两次以上、一次一小时以上的8300万人。”
在中国，足球场难找，乒乓球案子可到处都是。
居民小区、学校、机关单位、公园……乒乓球桌（台）随处可见，民间打球的人也多，公园里随便拉出一个大爷可能就是个高手。
打乒乓的中国人多，所以中国乒乓强，这是一种朴素而简单的逻辑。民间甚至有更极端的说法，中国人乒乓称霸，那是因为外国人都不玩，所以不是对手。
那么——先要澄清这种一直以来的偏见：外国人真的不玩乒乓吗？
乒乓的举国体制
以乒乓发源地英国来看，在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公园、酒吧等公共场合，乒乓球台和打乒乓的人很常见。
在德国柏林等城市，打乒乓也是公共场合最普及的玩乐项目之一；而以笔者此前探访一些欧洲足球队的经历，在西班牙、在德国、在英国、在意大利，足球俱乐部里摆着乒乓球桌，球员、教练、工作人员休闲时打两拍，是很流行的消遣方式。
在欧洲，乒乓球俱乐部/球馆的数量超出想象，爱好者交纳一定年费（例如在德国为几十欧到100多欧不等），就可注册并加入积分排名系统，根据积分来分成不同等级进行切磋和比赛。
据媒体报道，德国正规注册的乒乓人口达55万人，法国30万人，非注册的打球者则更多。
在德法等国民间俱乐部/球馆中，只会挑鸡蛋发球的初学者也能注册加入，俱乐部会安排同等水平选手进行比赛，而俱乐部中积分靠前的佼佼者，水平也并不比中国的民间高手们差。
换句话说，外国人不但玩乒乓，而且普及度很高，玩得不亦乐乎。
并不存在中国找个野球大爷，放到国外球馆就能轻松平趟，那只是不了解情况者的臆想。
既然乒乓在国外的群众基础并不差，那为什么他们的大赛成绩不行？
这其实完全是两个不同层级的概念：群众体育--竞技体育。
群众体育基础，讲的概念是参与人口数量，即我们常说的足球人口、乒乓人口等，是一个基数。
但竞技体育，是要从这个基数中，再汲取出最精英最顶尖的一批人，是一整套包含了选拔、培训、竞争淘汰的汲取机制。
在中国，除了打乒乓的人多，最关键的还是这套汲取机制，我们管它叫：举国体制。
国乒领队黄彪曾介绍，中国乒乓人才储备仰仗举国体制，一直以来都走“全国一盘棋”之路。
从体校选苗、输入各个省队，再到进入国家青年队、二队、一队，每年都有集训合练与交流选拔，是一整套完备的机制。
最好的苗子，最好的教练，最好的训练模式，最好的优胜劣汰机制……举国体制，成为国乒长盛不衰的法宝。
与这套机制相匹配的，是国家的投入与支持。
乒羽中心的财政收支情况无从查询，目前能查到的是国家体育总局的整体数据。
在总局公布过的2020年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39亿5624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6亿5271万元，而上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收入为8亿零400万元，合计54亿1295万元，占到了总局年度收入总预算（78亿1338万元）的约69%。
从这份公开预算中看，体育总局经费预算的近七成，来自国家财政拨款。（其他三成为事业收入（11亿4097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3276万元）和其他收入（8亿6404万元））
有人说，国乒有很强的吸金能力，赞助合同不愁，花的钱不是自己挣的吗？
还真不是。
国字号运动队的预算经费，都是国家给总局拨款实现，专款专用，赞助收入不会直接用在队伍身上，而要直接上缴国家财政。
不同项目选手的收入提升，主要体现在所参加国内联赛得到的赞助上。
人气项目的赞助款多，那么比赛多，比赛奖金也就多。
中国乒超虽然不能说是完全职业运营的联赛，但是其吸金程度是令国内很多职业项目也望尘莫及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乒乓球运动从业者的个人收入水平。
与此同时，奥运重点项目、重点运动队，从国家得到的支持确实是令他人羡慕的。
拿疫情之前的2019年为例，光是出国比赛一项，体育总局“国际比赛及交流经费预算”中，奥运项目为3亿7480万元，而非奥运项目只有1690万元。
所谓好钢用在刀刃上，重金砸给拳头项目，国乒作为重点队伍，得到的保障是一流的。
相比之下，国乒对手情况就“惨”多了。以英国为例，当年围绕2012伦敦奥运会的“英国奥运争光计划”中，英政府投给乒乓球协会的经费，为三年220万英镑，其他费用自筹。
当年任英格兰男乒主教练的刘加诒曾介绍说：“即使是备战世乒赛，我们也没有固定的训练中心，每个月差不多能集训一到两次，我们球员只能租国家体育中心的一个地方来训练，自己付吃住的钱。”
在英国、德国乃至欧洲，打乒乓是休闲娱乐，用我们的话说，“群众体育”开展得不错，但在竞技体育层面的拔高汲取机制上，他们欠缺中国的举国体制这套东西。
打入过伦敦奥运正赛的英国女乒选手帕克曾说：“在英国，闲暇时打乒乓的人很多，水平不太高，乒乓更多是放松娱乐和社交，没多少人把乒乓当成事业去做。”
在欧洲，开展乒乓职业联赛最好的是德国和俄罗斯，但选手多为个体作战，没有背后庞大团队的支持，个人要为比赛安排、交通食宿乃至生计奔波。
比如本次世乒赛，德国选手从杜塞尔多夫的驻地去机场，是坐机场公交巴士去的。波尔就曾表示，羡慕中国选手一切不必操心……
乒乓球好玩，民众爱玩，中外皆然，但到了要出成绩的竞技层面，资源集中投入程度，成为了最大的差别，中国乒乓背后隆隆运转的国家机器，面对欧美要靠个人打出名堂、拉赞助生存的“散兵游勇”，形成的是碾压性集团优势。
你那里好不容易涌现一个波尔，而我这里流水线源源不断在量产波尔。
这种举国体制的优势，别人并不是看不到的，而且也有人学起来了。
日本成立文部省体育厅，向日本国会申请专门财政拨款，成立JOC国家训练中心，让乒羽柔道摔跤等多项目的国家队选手，在大赛前可长期集中训练；建立国家体育训练精英学校，挑选好苗子从小入学，边受教育边训练，模式类似中国体校，培养出了如伊藤美诚这样的选手……
英国也有样学样。
英国政府网站称，他们在未来三年将为“UK SPORT”（英国的体育总局式机构）投入2.32亿英镑（平均每年7740万），用于支持参加2024巴黎奥运会的英国运动员、教练员和相关团队，这比起东京奥运周期每年5400万英镑的投入，有大幅增长……
足球怎么就玩不转
有人要问，举国体制这么香，为什么对中国足球就无效呢？
举国体制集中行政力量和资源来发展竞技体育，即使是一些没有群众广泛参与基础的个人项目，如跳水、举重等，也可以取得短平快的竞技效果。
但在足球项目中，举国体制对面的对手不同了，不再是抱着玩一玩心态、到了竞技层面缺乏投入的“业余”玩家，这个对手叫做——职业化。
职业化，以市场力量为主，进行资源的整合与配置。真正发达的职业化体系，能够最大程度调动全民的潜力，在运动项目的普及率、市场化和竞技层面三者共赢。
专业队体制下的中国女足，在1990年代曾是世界级劲旅，99年获得世界杯亚军达到巅峰，但近年来滑坡趋势明显，已沦为二流。
因为对手强了——职业化了。
随着近十几年欧美女足通过依托男子俱乐部的方式逐步职业化，她们的竞争力水涨船高。除了传统的德国、瑞典、挪威联赛，荷兰、法国、西班牙、英格兰等女足联赛也完成了职业化。
2009年西甲各男足俱乐部开始成立女足队，2015年西甲职业联盟参与女子西甲运作，2019年谈成3年900万欧元的转播合同，2019年女子西甲马竞与巴萨的榜首战，多达60739人现场观战。
在英格兰，女超联赛早已完成职业化，一场女子足总杯决赛在温布利可吸引观众近5万人；日本也走上了彻底职业化之路，日本女足职业联赛（WE League）启动，拥有3家顶级赞助商、5家次级赞助商及3家合作伙伴，还在DAZN、日本电视台和朝日电视台直播比赛，每家女足俱乐部拥有U18、U15和U12梯队。
今年，中国女足在奥运会上2比8惨败荷兰，对手清一色是来自西甲、英超、荷甲等联赛的职业女子球员，如米德玛（阿森纳）、范德东克（阿森纳）、佩洛瓦（阿贾克斯）、瑙文（埃因霍温）等。
而中国女足在经历了职业化市场化失败后，体校模式也已瘫痪，各地方女队基本依托全运会而保留，今年更出现了整支国家队打全运会的奇观……
当年是专业打业余，如今对面职业化了，打不动了。
受制于市场规模和关注度，适合职业化的运动项目有限，但一旦搞起来，就有可能最广泛的调集社会资源与人员参与。
欧洲男子足球是职业化的典范，在普及率、市场化和竞技水平这三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水平。
在人口基数上，看球踢球成为民众的生活方式，成为职业金字塔的根基。英冠联赛（英格兰二级）上座率也能到场均2万人。伦敦900万人口，养活得起20家足球俱乐部；马德里大区600万人口，共有4个级别球队28支……
在整个体系中，职业化甚至半职业化俱乐部的梯队，都有着可怕的人才汲取与培养能力。
有谁听说过佩尼斯通教堂队？
该队目前征战北部东郡制足球联赛，是英格兰足球联赛体系中的第十级别。该队主席Keith Hackett介绍：“包括成年男子一线队，我们这支小俱乐部共有22支男女足梯队，除了一线队和U23预备队外，其余梯队都在吸收和培养各年龄段小球员，并与一线队保持通畅，形成一个积极有效的上升机制。”
市场化带来了资金的滚滚涌入。英超吸金能力自不必提（单赛季收入曾达52亿英镑），就连二级联赛英冠，在疫情前的18-19赛季总收入也曾达到7.89亿英镑。而这些收入，部分会分配给低级别联赛，带动整个体系运转。
相较之下，举国体制的总量仍是有限的，政府并不能无限制的投入资源。
通过行政手段集中资源在局部获得优势，在一些项目中足以压倒职业化程度不高的对手；但在对手已经充分职业化、市场化的项目上，举国体制很难占到优势，这已成为一般性规律。
某种意义上讲，高度发达的职业化体系，是更大的“举国体制”。举全市场资本之力，举全国民之力，对资源、人力的汲取力更强。
中国足球一直在进行职业化改革的尝试，但搞得中途半端。足协从体育总局分离出来，名为社会民间组织。手里却仍有巨大权力：大到联赛转播权、冠名权，小到球队名称、球员转会费、工资……而在中超赛制、利益分配等重大问题上，采取的是行政命令方式，说变就变，一拍脑袋一个点子，十足的权力任性。
在这种大环境下，俱乐部无视市场规律与开发，关键时候依靠的不是市场行为，而依然是金钱换政策利益的思路，走依靠政府行为的捷径。
这造成行政力量为某一个市场参与者（俱乐部）倾斜，而它的获利，建筑在其他市场参与者利益受损的基础上，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基础。
在当今对“资本”、“自由市场”等字眼敌意大涨的舆论背景下，随着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失败，又有声音回流：资本只能毁了足球，职业化市场化不可取，应该回到国家力量办足球的路上去。
又要集中资源、圈养少数精英、举国体制玩足球？去对抗别人的职业化市场化？
这早已被证明行不通。
中国足球拆除了原有的国家办足球系统（体校、省队、国家队体系），但在职业化市场化的路上，依然处处受到原有体制残留的影响，专业化是废除了，职业化却没跟上，停在了半路，沦为畸形怪胎。
换句话说，中国足球不是因为职业化而变差了，恰恰是因为没有完善职业化，闹成了个伪职业化的四不像。
还有声音称，中国的国情，不适合全盘职业化，我们的特色市场经济体制并非自发形成，而是国家权力人为设计出来的，并不适合自由市场那一套，必须保留国家权力的掌控。
其实，这并不是一刀切的事情，改革开放以来，在某些特定领域，国家有意识的放权放开，进行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只是不同领域中，放开的程度如何，会有摸索与尝试。
话说到此，已该打住。举国体制和职业化，其实已超出了乒乓和足球乃至体育的范畴。
无论乒乓还是足球，看似场上几个人、几十个人对决，背后比拼的是资源与人力的汲取与调动能力。强者恒强，是因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式。
（李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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