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是家家户户快乐团圆的日子，但在中国大连，有这样一群人却没有任何的心思来过年，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有稳定的收入，新年之际依旧奔波在维权讨薪的路上，望着那万家灯火，对自己的未来愈发迷茫。他们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曾经的大连超越足球俱乐部球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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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城背后的辛酸，大连超越欠薪已三年
大连，美丽的北方海滨城市，也是中国著名的足球城，无论是昔日冠绝甲A的大连万达，还是如今财大气粗的大连人，在职业足坛都是响当当的角色，“国脚摇篮”东北路小学也是这座城市足球底蕴的象征。世俱杯、亚洲杯等大型赛事纷纷落户大连，更是让每个大连人都感到骄傲。然而就是在这里，关于欠薪的话题却是近几年的持续不断主题。大连超越成立于2013年，当时的大连足坛风波不断，这支球队的诞生给了一些球员稳定的“家”。家乡一声召唤，不少在外效力的大连球员也都回到这里，扩充了球队的实力，时任总经理赵阳豪言：2019年要打进中超。2015年的中乙半决赛，大连超越两回合击败了四川鑫达海（即后来的四川FC），顺利实现了冲甲，就是从这一刻起，这支球队开始坠入了深渊。
由于中甲球队所要负担的开支增大，大连超越的投资人李晓勇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知情人士介绍，从2016年第一次打中甲起，大连超越就出现了欠薪的情况。当时中国足协已经要求各俱乐部按规定上交《工资奖金确认表》，大连超越方面则是连哄带骗，承诺会先给一部分的钱，然后剩余的在几个月内补齐，以此来让球员签字，这样的做法在后来的中国足坛也屡见不鲜。由于球队中大多数都是大连本地球员，抱着能继续为家乡踢球的想法，绝大多数球员都签了字，只有个别人通过足协的仲裁转会离开。但实际上，2017年球队的情况并未好转，据相关媒体报道，大连超越2017赛季欠薪40%至50%，也就是说一年下来工资只发了一半。一位被欠薪的球员家属向笔者透露，在2018年初准入签字的时候，球员们都商量好了不签字。但在冬训的时候，投资人李晓勇亲自到昆明，和教练李国旭一起挨个找球员谈话，劝说球员先签字，并承诺分三次还清欠款，所以球员们又再次相信了他。大连超越俱乐部老板李晓勇除了工资发不起，球队的日常开销也是个大问题，包括主场金州体育场的场租、训练基地的租借费用、甚至连下属梯队的日常支出等各类费用均存在拖欠现象。当时大连超越租用的实德基地被迫以停水停电的方式来催促俱乐部交款，同在实德基地的大连千兆甚至还帮着垫付生活费用。
媒体报道，在2018年末大连超越即将解散的时候，整个俱乐部上下背负的债务超过了2000万元，而球员家属则表示，到最后的欠款大概数额为4000万元。无论是2000万还是4000万，这都不是随便大手一挥就能补上的缺。2019年1月13日，中国足协发布公告，大连超越未按时提交《工资奖金确认表》。1月14日下午，俱乐部在大连召开紧急会议，李晓勇当场宣布球队解散，随后搬走了公司，从人间蒸发。原本是“实现冲超”的年份，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留下了几张盖着公章的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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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薪在中国足坛，从来就不是一个孤例
欠债还钱，自古以来都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也是受到法律保障的人民权利。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努力下，以前的“老大难问题”农民工欠薪都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结局，但在中国足球运动员这里，仿佛失去了意义。在2019年，中乙联赛有超过10支球队都出现了欠薪的情况，中甲、中超联赛也有球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资金困难。过年前几天，正好有这样一则新闻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效力中乙福建天信的孙政扬被欠薪四十多万元，上一档普法节目进行了维权。孙政扬表示：“当时相信了俱乐部，没有选择转会，最后被欠了四十多万，球队30多个人都被欠薪，加起来有一千多万元。中间也去过信访部门和体育部门，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福建天信孙政扬通过普法节目维权天信俱乐部方面表示，球员们可以签一份欠条，但是不能再继续维权。2020年1月14日，孙政扬为了继续与俱乐部沟通，撤回了劳动仲裁，但他并不相信资方会还钱。
在这档普法节目中，律师刘鹏飞表示：“首先用人单位拖欠工资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关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欠条，让劳动者不再去维权，也是允许的，但俱乐部也要按约支付薪水，否则依然可以继续维权。”该律师认为，职业合同虽然不叫劳动合同，但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所以他也是劳动合同的范畴。所以球员有权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进行维权，比如要求解约和补偿金。笔者查阅《劳动法》第七十九条显示：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现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大连超越的球员们又面临了哪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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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员维权比农民工还难，被各部门拒绝
2018年底，几位饱受欠薪之苦的大连超越球员们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提出了裁决申请。然而中国足协却在回复中表示：“鉴于俱乐部未能提交2018年度工资奖金确认表，可能无法通过2019年度准入审查工作。因此，建议你向该俱乐部所在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及向法院起诉”。
于是在2019年1月，球员们就该案向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但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该案不属于劳动仲裁的受理范围，决定不予受理。球员们的第二次维权依然是以失败告终。
遭到行业管理者和劳动部门相继拒绝，球员们还是没有死心。多名球员又向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大连超越和李晓勇，但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认为该案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应该由中国足球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裁定驳回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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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显示，球员们及代理律师认为，“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只是中国足协的下属部门，无法人资格，不具有法律特征，甚至连个公章都没有，法院应该管辖球员被欠薪的案件。但法院表示，中国足协是根据法律授权和政府委托管理全国足球事务的社团法人，体育法相关规定也赋予了中国足协对足球运动员实行注册管理的权力。所以，根据《中国足协章程》、《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等相关规定，足球俱乐部和球员就工作合同发生的争议属于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受理范围，应该由仲裁委裁决，而不是诉诸法律。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法院查明事实，球员们在与大连超越足球俱乐部签订《工作合同》的时候，合同里有条款约定，如果双方发生工作纠纷时，可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申请裁决，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判决中也明确提到“本案争议焦点为职业球员与职业足球俱乐部之间因履行工作合同发生纠纷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体育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本案系原、被告在参加职业足球运动中引发的本案纠纷，属于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的纠纷,故本案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排除人民法院管辖。原本还会不定时偶尔给这些签下第二份欠条的球员发几千块钱的李晓勇，后来看见诉讼法院根本不管，干脆也不发了。
在大连超越解散后，部分球员就近加盟了大连千兆足球俱乐部。但命运实在爱开玩笑，同样是豪言满满的千兆在2019年也出现了大面积欠薪，“美女老板”王俊奇不知所踪，她的母亲也跑了路。此外，大连千兆和宁夏火凤凰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让足坛震惊。连续三年遭遇欠薪，给球员们的基本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不少人实在负担不起，只能四处借钱、透支信用卡。走投无路的他们在2019赛季中期前往有关部门继续维权，他们拉起了横幅，白底黑字控诉着大连千兆俱乐部的行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球员家属就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进行曝光，希望媒体能够再次关注到大连超越的情况。她表示：“球员们两年来都没什么收入，平时房贷需要借钱，给了房贷就没有钱装修，除了自己的生活还要养孩子、养老人，生活非常紧张。过年了，连基本的薪水都讨不回来，真的比农民工惨多了。”
但同样是被大连超越欠薪，同样是大连市中院做出的判决，却有一人——球员Q得到了例外的判决。球员Q在2018年11月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2019年2月被驳回仲裁，他寻求劳动部门介入，此后又向一审法院提出了诉讼都被前文提到了那些理由驳回。球员Q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了二审上诉。他的代理律师认为，一审法院未查清本案有关事实。在被上诉人被取消注册资格且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后，仍选择适用《体育法》及《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有关规定，并认为本案属于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管辖，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2019年7月26日，大连市中院对该案进行了二审，在大连市中院给出的判决书中，明确提到了由于大连超越已经被取消注册资格，所以这已经不属于足协行业管理范畴，该案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来自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崔律师表示：“同一家法院，同样的案子却做出了不同的判罚，就已经是个说不清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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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困境到底可以走哪条路
如果不是因为亲眼所见，亲耳听说，很难想象在2020年，在全力冲击卡塔尔世界杯的大背景下，在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刻，在足球行业里还存在着如此大面积的欠薪和维权难题。一位被欠薪的球员表示：“欠薪解散无处可告这个事情真的挺严重很可恶的。因为如果政府再不介入，法人根本不用还钱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实际上，在足球运动员维权的过程中，所用到的方式和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了农民工，他们上诉、上访、拉横幅、罢训都做了，可是到头来还是一分钱没有。宁夏队的球员们在去年多次拉横幅讨薪足球运动员到底要如何才能讨回属于自己的合法劳动所得？法律和行业规定中，还存在哪些缺失呢？所谓的“管辖权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根据判决书中提到的，球员和俱乐部签订工作合同时，合同里规定，如果球员为中国籍运动员，则足协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决定为最终判决，但如果球员是外籍运动员，则可以上报国际足联。这一条款在客观上造成了球员的维权难，如果没有这个条款，那么上述判决书就少了一个支撑论据，人民法院还能把管辖权推回足协吗？我们再追根溯源一点，俱乐部方面明知道根据法律规定，球员想要维权除了走足协渠道，还可以进行劳动仲裁和诉诸法律，为什么还要设置这样的条款让球员签呢？足球本身是一个特殊的行业，球员们平均职业寿命也就十来年，大家都希望在这十来年的时间里尽可能稳定地多挣钱。球员作为劳动者，在这个行业里的地位是最低的，为了工作经常会妥协，但俱乐部签署合约的时候则是高高在上，可以设置不合理条款。这应该如何解决呢？笔者认为，经纪人是一个很好的角色。众所周知，在欧洲足球发达国家，遍地都是足球经纪人，门德斯、拉伊奥拉们更是享誉全球。虽然有球迷骂他们是“无良商人”，坑害俱乐部，但不可否认他们为球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一位资深从业者表示：“在中国职业联赛体系里，依旧有大量的球员没有经纪人，球员们自己找球队，自己谈合同，肯定是不如经纪人专业的，如果以经纪人出马谈合同，风险会降低很多。”此外，球员工会也是许多从业者长期呼吁设立的机构。以NBA为例，球员工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基本都是球员出身，同时会有专门的法律人士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一位进入联盟的球员，使他们不被资本家压榨。
球员于大宝和张晓彬曾希望建立工会除了篮球行业，足球同样也有工会，2010年的西班牙俱乐部欠薪事件中，球员工会就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号召球员罢工并得到了包括西甲在内的四个级别联赛几乎100%的支持。除了以上的措施，我们的法律对于足球这个特殊行业的维权应该尽快出台一个更具体、更明确的规定，法院在运用法律条款时，标准也应该统一。崔律师认为，造成各部门互相“不接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界没有共识，不像农民工讨薪案件已经有成熟的体系和判例，相关法律齐全，而足球的案子，不同的法官可能观点就不一样，所以没有定论。自1994年首届职业联赛开打，如今已是26个年头，26年不长，但也不短。从专业化到职业化，经历了反赌扫黑、金元足球的曲折探索，一系列新政的出台，中国足球可以说又迎来了一个新的纪元。但欠薪问题究竟要何时才能解决？如果连球员这一足球直接参与者的基本权利都无法保障，未来又会有多少家长愿意让孩子踢球，我们的足球强国梦又要等到哪一天才会实现呢？
